文艺批评 | 谢俊：文学的无力与抵抗——从竹内好在 1941-43 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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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国内，从新世纪头几年开始，一股“竹内好热”也在兴起，竹内好的论述也开始作为经典思考被不加清理地反复征用。竹内好写于1943年的《鲁迅》以及他在日后不断发展的“回心”论述，不仅是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在国内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不过，略不同于日本学界在面对竹内好时的影响焦虑，国内不少学人在谈到竹内好及他的《鲁迅》时还是或多或少持一种谨慎态度的。那么鲁迅的文学是否如竹内好所认识的，更是东洋式的文学呢？即以“无力”来抵抗一切权力的近代态度。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虽有魅力但难以把握的解释不走向片面呢？我们如何能够从应该被语境化的竹内鲁迅中引发出对今天的中国学界有效的资源？

作者注：“本文关于“无力”的解释，得益于与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同事们的讨论，特别是要感谢王钦2017年12月做的关于《何谓现代》的一次内部讲座。同时，在成文过程中，在清华共同研究小组上宣读过，邢程，李培艳，孙大坤，傅正等参与了讨论，也给我不少启发。”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转载自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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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谢俊

文学的无力与抵抗： 

从竹内好在 1941-43 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

一

回到竹内好的历史语境谈“回心”

竹内好写于1943年的《鲁迅》以及他在日后不断发展的“回心”论述，不仅是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在国内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关于什么是“回心”，由于竹内好多次在不同语境里提及，用语又比较晦涩，所以一直众说纷纭。不过大体而言，竹内好在战后的《何谓现代》一文里做出的日本“转向”型文化和中国“回心”型文化的对比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他从鲁迅及中国的现代进程中看到了“回心”型文化，从日本的现代进程中则看到了“转向”型文化，他将两者对举，认为“回心”的特点是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首先经历主体自身的抵抗，因为经由了这个抵抗过程，之后的调整和改变也就不是盲目地转向他人，而是为自我发展所做的改变；相反，“转向”型文化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不经过主体的抵抗就盲目屈从，结果在不同时期面临蜂拥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想时，日本就只能不断地改变方向，结果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这种阐发应该是竹内好最被人熟悉的一种对“回心论”的理解了。然而，在竹内好战时写下的《鲁迅》里，虽然也将“回心”作为关键问题，谈论方式却是相对晦涩、玄学的，《鲁迅》里关于“回心”的论述大致包括：首先，指出鲁迅有一个原点，鲁迅在这个时刻发生了文学自觉；第二，在传记意义上将这个原点确定在北京蛰居期，并同时指出这个回心之轴的更早开端是仙台时期；第三，通过强调“回心”，竹内好提出了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且在谈文学和政治关系时将文学的行动放在比政治行动更具根基性的位置上。这些讨论后来在日本重要的鲁迅研究专家如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那里都被反复提及。

在国内，从新世纪头几年开始，一股“竹内好热”也在兴起，竹内好的论述也开始作为经典思考被不加清理地反复征用。不过，略不同于日本学界在面对竹内好时的影响焦虑，国内不少学人在谈到竹内好及他的《鲁迅》时还是或多或少持一种谨慎态度的。比如吴晓东在《何谓“文学的自觉”？——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的困惑》中就小心翼翼地提出，竹内好说鲁迅在S会馆时发生了“回心”，可这一观点不仅在材料上缺乏支持，阐释上也多有玄学色彩，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虽有魅力但难以把握的解释不走向片面呢？他进而提出，如果说竹内好是在日本语境里读鲁迅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从应该被语境化的竹内鲁迅中引发出对今天的中国学界有效的资源？”[1]

竹内好

高远东在《“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一文中的批评则更严厉。高远东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对鲁迅的仙台经验进行重述，展示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复杂性与多线轴性。高远东由此用“曲解”一词评判竹内好的主观解读，并认为既然竹内好只是借鲁迅思考日本问题，那他这种机能性地利用鲁迅就只能是远离鲁迅的。这两篇批评文章指出竹内好解读的有限性，提出将其重新语境化，这是必要的，但竹内好的阅读当真远离了鲁迅吗？这个问题或可在东亚现代性的更开阔语境里被重新思考，须知竹内好对日本问题的批判恰是以他在“东洋的近代”的视点下深入体认中国现代为前提的，既然竹内好可以通过鲁迅来反思日本，我们为何不能用竹内好来反思中国？不过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个争论，先谈谈回到竹内好自己的语境的问题，我想讨论高远东的批评里的一个段落：

第三，更重要的是，鲁迅的自我体验与中国近代民族经验的同构性，在鲁迅个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隐含着中国民族的近代遭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深刻相连。这是鲁迅文学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内好那样把鲁迅的文学视为根源的“无”和“黑暗”的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并不能完整描述和准确把握鲁迅文学的本质。[2]

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我同意，然而最后一句却显示了高远东对竹内好的一些“曲解”。竹内好强调“文学”反对“政治”？竹内好的文学观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这些判断恐怕是有问题的。翻阅年谱即知，竹内好是相当政治化的人，他早在大阪高中时就因编辑《帝陵》和《校友会杂志》与校方冲突，还为声援五位左倾同学在全校演讲和组织罢课；在主持“中国文学研究会”期间，他相当鲜明地强调研究会及杂志的党派性；竹内好在战后积极参与政治辩论，1960年更全力投入安保反对运动，还为此辞去教职并酿成一个事件。[3]竹内好一生都是政治人，所以当他提出文学者与启蒙者的对峙时，显然不是在文学/政治二分的模式下谈文学或政治的。再者，竹内好的“文学观”大致是掺和了从大正年代后期（1920年代前半期）到他写作《鲁迅》的二十年间日本文学复杂的发展脉络中的各个要素的，如无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日本浪漫派文学等，虽然我还难以清晰地界定他的文学观，但可确定它和“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难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稍做一些知识谱系学方面的考量，我们会发现高文的这个判断与其说是针对竹内好，不如说是针对竹内好最初传入的时代语境及国内学者在这个语境里对竹内好的理解。我指的是1986年李心峰译成的《鲁迅》传入的语境，当时还有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及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一起出现，大致可以说这时人文知识界有一股特别强调具有现代主义式孤独内心的鲁迅的倾向，并希望通过重塑一个“荷戟独彷徨”的形象来对抗革命者鲁迅，甚或对抗80年代前半期所塑造的启蒙者鲁迅的形象，而这恐怕才是高远东的批评对象。[4]但《鲁迅》被接受的语境不是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原初语境，顺着这一点也可顺便指出另一问题，即李欧梵著作的原初语境也略有不同。李著继承的是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的传统，通过对现代主义个体的鲁迅的强调对抗革命的鲁迅，这在冷战意识形态下有解构革命和中国叙事的意图。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问题不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尽管相比于竹内好两者应该说更接近些。竹内好则完全是在另一语境中谈问题，国内研究者对这个语境是相对生疏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坂井洋史才会提出“在中国‘竹内好’应该缓论”。坂井说，竹内好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但“深入理解竹内的前提，即对现代日本社会、思想、文学尤其是日本modernization整个过程及其思想局限等语境要有基本的了解，在这方面大家似乎很欠缺”[5]。表面上坂井似乎是让竹内好退场，但实际上坂井是沿着竹内好的思路看问题，他提出让竹内好退场的姿态其实蕴含着对中国知识界的严厉批评。竹内好从不认为存在着没有主体介入的“客观”知识，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主观，而是新视角能否引起对原先知识结构的反省。所以坂井是期望中国知识分子能通过对竹内好的理解去认识自己思维结构上的盲点——更具体说就是对近代主义[6]、对现代化和启蒙缺乏反思。坂井的观察虽略显傲慢，但提出的思路却是重要的，我赞同并愿意在本文中尝试推进。

历史化竹内好应是第一步。国内的竹内好研究近年有不少进展，不过关于“回心”的讨论，大多还停滞在“就鲁迅谈回心”的阶段，而很少“从竹内好谈回心”，即回到“回心”这个词的历史语境和竹内好的个人用法去理解它。汪晖在《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7中的讨论是有突破性的。他将竹内好的“回心”放回到日本三四十年代的语境。不过这里恐怕还需做个细分，即指出写作《何谓近代》的战后初期和写作《鲁迅》的战前战中也是不同的时期。汪晖根据酒井直树的提示说明，在战后讨论“回心”是和讨论“转向”密切联系着的。汪晖解释道，“转向”就是转变政治立场的方向，比如“一个人原来是反对天皇制的共产党，后来受到威胁，他就写个声明或者悔过书，宣布自己‘转向’了”，而战后知识分子讨论“转向”，主要是要追究战时“转向”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信仰、转向认同以天皇制为特征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历史问题。这个线索下文会重点讨论。不过汪晖显然更关注战前京都学派哲学家对“回心”的讨论，他指出竹内好不是“回心”的发明者，除西田几多郎外，京都学派的三木清、田边元，马克思主义者服部之総等都早已讨论过“回心”，而在这个词上凝聚的知识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回心”有宗教含义，它的英文对应词是“conversion”，它有“改宗”的意思，同时又指个体在直面神的降临时发出的内心信仰，而这个理解和日本思想界二三十年代对韦伯的新教阐释的引入有关。第二，三木清、田边元等又把回心与日本和尚亲鸾的教义结合起来，该教义曾吸引许多农民和大众，因此京都学派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希望利用这种激进的宗教性来呼求一种新的日本主体性。第三，“回心”通过回到内心来挑战外在连续性的时空秩序，这种重估价值的断裂性哲学和战前日本接受的自黑格尔、韦伯、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德国思想传统相关，战争期间京都学派思想家则试图借助这些思考重塑日本的世界史态度。汪晖指出了竹内好讨论“回心”的重要语境，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竹内好本人在这个危机语境里是怎么理解“回心”的？汪晖的失误在于用京都学派的“回心”代替了竹内好的“回心”，他没注意到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完成《鲁迅》的两三年间竹内好所面临的思想重压及他的抵抗，竹内好是在这个思想重压中“火中取栗”的，那么竹内好到底取出了什么？下面通过对他这一时期两篇文章的分析来回答。

二

抵抗的政治：

《〈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首先想讨论的是刊登在1943年3月1日《中国文学》终刊号上的《〈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以下简称《废刊》）。竹内好在1月23日提出要废止他和同人经营了八年的《中国文学》，并在同人不赞同的情形下一意孤行，所以在2月写了这篇文章做解释。孙歌认为这篇文献“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并把这种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8]，也就是说竹内好决心“废刊”体现了他的回心。尽管我以为孙歌的具体谈法还不够清晰，但我认同这篇文章是探入竹内好“回心”的有效路径。

事实上《废刊》一文和《鲁迅》的关联是明显的。从时间上看，《废刊》写于1943年2月，而竹内好开始执笔《鲁迅》也在2月。从写作意图讲，竹内好在《废刊》中说：“当中国文学研究会消失的时候，如果过去它曾经存在过的空间如同我所确信的那样以真空的状态得以存留的话，那空间必不堪寂寥发出异样的本能的呻吟。”[9]废刊后一两年内出版的《鲁迅》及竹内好的终生挚友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0]，恐怕正是这样的“异样的本能的呻吟”。实际上靳丛林在他的研究中就发现《废刊》和《鲁迅》的《序章——关于死与生》从笔调到用语的多处类似，并得出结论说：“竹内好自己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行动在他心中照亮了鲁迅之死的意义。”[11]确实，竹内好在《废刊》中说杂志的死是为了生，这和他论述鲁迅的语调是一致的，可这两种生与死具体是怎么在竹内好的思想内结合的呢？也许靳丛林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这是竹内好谈鲁迅不带钥匙出门和写小诗悼念杨铨的一个段落，竹内好写道：

据说在死的前三年，他去参加杨杏佛的葬礼时出门竟不带钥匙。我觉得这话有些靠不住。说靠不住，不是说事实有误的意思，而是我觉得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过于政治化了，把他打扮成了英雄。鲁迅不是英雄。这在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倒是以为，他从葬礼上活着回来，做了一首旧体诗而且并不示人这件事更有意义。出门不带钥匙，固然是做好了死的准备，但我觉得这种死法，和他作为文学者的死法不可同日而语。[12]

这里涉及一个政治事件和一个文学事件。不妨再举一个例子，鲁迅在柔石遇难后也当即写下一首不示人的小诗，而几天后他马上与冯雪峰等合作发表了数篇政治檄文。按竹内好的看法，前者就是文学家的“回心”，而后者是政治家的行动。竹内好认为前者具有更本源的意义，只有在独自写小诗的时刻，鲁迅才真正获得“文学的自觉”，他在这个寂寞的时刻感受到来自“死”一方（杨杏佛、柔石）的重负，于是内心被触动，而这才让鲁迅能不断介入政治，在惨淡的人生里挣扎前行。竹内好的这个解释并不乖谬，问题还是他不明确说明为什么这么解释，而如果我们对竹内好的问题性不熟悉，就会忽略他这些观察。靳丛林从理解竹内好战时思想的角度提出了这里区分两种死的意义。这个区分表明了竹内好政治态度的变化，即从“介入的政治”转到“抵抗的政治”。[13]但解释清楚这一点就要回到语境，即日本在对英美开战后极紧张严峻的文化政治氛围。只有考虑到战争，我们才会发现这两种死——政治上的慷慨赴死和文学上的回心之死——的深长意味。

先谈慷慨赴死。1942年初竹内好写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表达了他听到天皇发布对美作战的宣战诏命后欣喜激越的心情，表态说一旦被征召入伍定会勇敢作战，还代表研究会及杂志宣明将为“大东亚战争”作战。[14]这篇文章不能不说是个污点，当然也可为竹内好辩护，比如指出这不过是杂志为自保而做的表态文章；或指出竹内好支持的不是法西斯战争，而是寄托他反帝解殖理想的“大东亚战争”。这些解释或有道理，但我想要做的可能不是去回避而是去直面错误。事实上这也绝不是偶然的失误，竹内好后来在《近代的超克》里以“十二月八日”为标题对此种积极介入战争的思想姿态做了严肃的分析。他先指出当时整个知识界普遍弥漫着这种颤栗而喜悦的情绪——在“总体战”氛围中并不存在游离于战争之外的“抵抗”。竹内好解释道：振奋一方面是终于“战刀向强敌扬起”，似乎反欧美现代性的决意已经做出；于是另一面由侵华战争引起的焦躁也得到了缓解。焦躁是因为明知侵华不义却又无法行动——卖国之嫌、抵抗者被镇压的恐怖及日本知识人在近代主义影响下对落后中国的傲慢，都造成抵抗战争的声音相当薄弱。然而之前即便薄弱也是有不安和游离的，但“十二月八日”却让知识界有了介入战争和超克近代的冲动，所以不能说知识分子当时只是被军部摆弄。这么看的话，在竹内好的慷慨赴死中确有一种非理性的、反现代的颤栗，而若说其中蕴含了脱殖反帝的理想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是在用自己的浪漫去迎合政治，将政治审美化了，而实际上他只是在现实政治上幻想出一种可能性，结果放弃了个体，让自己完全投入到现实政治的逻辑中去。而这是思想上的轻浮，正如靳丛林指出的，慷慨赴死不过是通过委身于某种理想或正义的理念而放弃主体在具体现实中的挣扎，所以当时日本的知识界虽然面对“十二月八日”发生了战栗，却并没产生出建设性的思想，相反只是宣告知识界向法西斯主义屈服。

但到了1943年2月，竹内好已在鲁迅的慷慨赴死背后看到了他在写作并不示人的小诗，说明他此时已发展出和《决意》里的慷慨激昂不同的姿态与情绪。写于同时的《废刊》开篇就说“在我的心里开始聚集起无以名状的感觉”，最后以“切实的心情仅仅是古人那种浪迹天涯的情怀”作结，[15]这是绝望孤寂的心情，正符合“做了一首旧体诗而且并不示人”的文学者的心情。但这样一种文学者的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关于这种“抵抗的政治”，竹内好借鲁迅做了清晰概括：

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荡涤自己，荡涤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16]

“把自己从里面拉将出来”的“里面”是指历史、政治的漩涡，人要生活，就不能不介入到漩涡中，此时的竹内好也没放弃对“大东亚战争”的理想，但他已明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实力者的想象上，要成为“强韧的生活者”，还须有一个把自己从政治里拉回来的自省，竹内好用“死”、“不动的点”、“静谧”、“绝望”、“暗影”等来描述这个时刻，这也是鲁迅作小诗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新的政治行动出发的原点，竹内好没有放弃政治，只是从投合的政治转向了批判的政治。这一点从他通过“废刊”来维护《中国文学》的党派性的行动中被确认了。

竹内好在《废刊》中谈到停刊的第一个理由即刊物的党派性丧失。这里党派性不是指固化的宗派思想，而是指刊物从生活的本源性出发的对世俗、制度、官僚保守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竹内好1939年从北京回东京后就对《中国文学月报》（1940年改名为《中国文学》）的丧失立场进行猛烈批评。[17]然后他在同人反对的情况下对杂志进行改组，并与生活社合作开始在市场上发卖杂志。这次改组表面看是成功的，销量和收入增加，杂志的影响也扩大了。但成功的背景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与社会上对中国知识需求的激增，换句话说，市场需要关于中国的知识，使得这本研究中国的杂志受到欢迎。然而市场所需要的知识却只能是那些能促进日本民族主义主体意识巩固与扩展的知识，而不是竹内好所设想的、能以活生生中国经验来否定日本民族主义文化的知识，所以，杂志和欢迎它的市场其实是貌合神离的。政治上也类似，一方面杂志和协会越来越受重视，另一方面审查也在加深，1941年8月杂志社突遭刑警调查，1942年10月杂志因刊出《思痛记》被当局警告，而这又引起生活社与竹内好矛盾的爆发。从大环境讲，在“总力战”的口号下，服务于国策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在1942年6月成立，竹内好虽勉强加入该组织，却又因两次拒绝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允许为官僚抬轿”而与之产生直接冲突。[18]

然而在杂志面临的所有困窘中更隐蔽更核心的层面是学术层面。杂志赖以抵抗世俗政治的“学术性”也开始转变了，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逐渐沦为“支那学化”[19]的研究，活生生的中国消失了，学术知识生产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官僚知识生产方向投降，而原本杂志的学术性正是建立在与支那学和官僚化的对抗之上：

中国文学研究会产生于汉学和支那学的地盘。正如同支那学在否定汉学的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一样，我们也试图通过否定官僚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从它的内部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20]

这里涉及日本传统汉学、支那学和现代中国文学三个学科间的复杂关系及竹内好基本的知识论立场。支那学以批判前现代的官僚化汉学为目标，现代中国文学则以批判支那学为目标。支那学的问题在于它与欧洲的中国学一样都是以殖民现代性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这是一种携带着文明开化进化史观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式的投向静止东方的目光。子安宣邦曾从内藤湖南在1914年写的《支那论》开始解读[21]，发现伴随着京都学派对支那学知识的考据式的科学整理，一种用竹内好的话来讲的“在场外观看”的超越性视野被建立了。作为支那学对象的中国知识不再如汉学知识那样是可以融入日本生活的。支那学只是一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问，研究关于中国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属于另一个国家知识的学科，这些知识不再被视为日本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日本全面接受西方启蒙的结果。现在日本是站在已步入列强行列、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的新帝国位置来审视中国的前现代文化的，经典被去神圣化和去主体化，神圣文本降格为文献材料。支那学家不认为古代知识有用，也不认为现代中国有自新能力，中国只能靠日本来输入近代精神。这正是竹内好在支那学的科学主义背后看到的傲慢的欧式现代性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不仅无法认识中国，也无法认识日本，它如此乐观地接受普遍主义，却无视其背后的权力意志，也就无法预想为东洋提供抵抗的空间。所以所谓回心在知识学意义上就是把东洋的主体从西洋的近代知识体系中拉出来，重新去认识本源性的、哪怕是失败的肉体感受。竹内好憎恶支那学的科学态度，“那种旁观的态度是自我保存的，是肯定欧洲近代的立场。[……]也就是说，它预先设定了经济人啦思想人啦或者某种抽象的自由人什么的。”[22]

内藤湖南《支那论》

如果说《中国文学》同人也逐渐接受支那学式的科学研究中国的态度，并以普遍主义概念来对中国现代做指导，那么《中国文学》就因支那学化而堕落了。事实正是这样，当时虽然在对抗西方问题上，日本思想界产生出了超克近代和日本主义的立场，但近代主义及以近代主义为基础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依然是日本文化政治的底座，而战争中这种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自我保存也正需要支那学化的中国知识。在战时局势下，杂志的抵抗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官僚、商业及学术制度正全面压制着活生生抵抗的中国——恰是在这种无路可走的情形下，竹内好才以废刊作为抵抗。

三

文学的无力：

与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相遇

以上谈了竹内好在战争时期受到的重压以及他与“废刊”相关的知识实践，希望借此说明竹内好的“回心”思想与一种抵抗政治的关联。但上面分析集中在政治、制度这些外在层面，并没触及个体回心、文学自觉的层面，那么竹内好在这个时期产生“回心”式的思想转变有没有更个人化的契机呢？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发现他在1942年秋天与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的相遇。坂本绿的《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与中野重治的方法》[23]已对这次相遇做了翔实的说明：《斋藤茂吉笔记》先在《日本短歌》上连载，后于1942年6月由筑摩书房出版，竹内好在8月读到了它。竹内好说该书给了他震惊和恐怖的感觉，并因此停止了他正在《中国文学》上连载的中国旅行见闻，而为了说明停载的原由，他写了下面要着重分析的《辩解》（《いいわけ》）。《辩解》和《废刊》一样也是遗书式的文章，《废刊》为废止杂志辩护，《辩解》则为废止自己的写作辩护，而这次休止后重新出发的结果就是《鲁迅》。

其实竹内好在1952年出版的创元文库版《鲁迅》的后记里已交代了《鲁迅》的写作在方法上受《斋藤茂吉笔记》影响[24]，在《近代的超克》里他也把中野的思考视为战时唯一可能产生出思想的尝试。竹内好屡屡提及中野重治这个现象须引起我们重视，因为中野重治在日本思想史里是一个颇为特殊的“转向者”，所以我以为应该将竹内好对中野的阅读和他关于“回心”的论述联系起来考虑。汪晖在谈竹内好的回心时忽视了将“回心”论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问题关联起来，而我则认为和中野重治的这层关系是相当重要的。本文一开始已经提到，虽然“回心”是竹内好的核心概念，但他对此较详细的说明怕只是在《何谓近代？》的“回心与转向”一节里，在该节里直截了当地提出日本文化是对西洋近代没有抵抗的转向文化，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则是对近代抵抗的回心文化，这已是竹内好流传最广的观点了。但竹内好的这个战后谈法也易引起误解，他并没有言明回心和转向在战时语境里的联系，而战后氛围里对转向的批评也掩盖了转向问题对战前战中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实际上的重压。更仔细一点看，事实上《何谓近代？》一开始写作时是没有小标题的，后来加上小标题虽让文本相对清晰明了，但也隔断了不同小节之间在思考上的纠缠。比如本节的讨论实际是从上节谈高村光太郎在战时右转的问题引出的，竹内好对高村感到失望，因为他迅速抛弃了“旧”而没有像鲁迅那样让“旧的东西以旧的面貌承担新使命”，竹内好想到在日本唯一能这么做的只能是吟唱着“朝鲜是他渴望的地方”的诗人中野重治。[25]但中野重治也被认作是转向者，那么显然竹内好认识到了中野的转向和高村的转向的不同，或者说，竹内好将中野的转向看作回心。

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但这个问题不回到战前马克思主义者转向的语境恐怕是无法说清楚的。由于我对转向问题的研究较浅，这里暂且借助手边的一些英文材料来说明一下。根据帕特里夏·G.施坦因霍夫（PatriciaSteinhoff）的介绍[26]，30年代初期的“转向”进程是日本战前意识形态整合的关键一环。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自1920年早期兴起，主要由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领导，因此文化斗争和思想宣传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联盟”（纳普）成立，以联盟机关刊物《战旗》为核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有了广泛开展。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日共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日共则针锋相对地以“废除天皇制”和“实现国民主权”为纲领向现实政权发起斗争。中野重治早年就加入东大共产主义团体“新人社”，是纳普和后来的“日本普罗文化联盟”的核心成员，他创作的小说和诗歌被芥川龙之介寄予厚望，而1928年写就的评论集《关于艺术的匆匆备忘》也引起广泛反响。[27]但从当局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展开镇压后，中野也于1932年4月第二次被捕，而在1933年年初就发生了小林多喜二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件，该年6月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告共同被指控的同志书》，提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今后将沿着天皇制领导下的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行动。佐野和锅山的这个转向声明引起了连锁反应，公布后一个月内就有超过35%的被定罪日共党员宣布转向，而到了1934年底65%的等待宣判的日共党员宣布了转向。不过数字并不能表达作为个体的日共党员在转向时的痛苦体验，就中野而言，从检察官到看守，从医生、律师到家人，都在诱导中野转向上做了工作，中野的肺结核病情被医生夸大，无法得到治疗的梅毒也让他不安，结果中野在1934年5月宣布转向，保证今后放弃共产主义，于是被保释出狱。[28]

然而和佐野学等人出狱后马上转向另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不同，中野的转向却体现了极端的复杂性。中野出狱后既没有转向其他政治信仰，在战时也没有再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只是执着于写作“转向”体验，中野在出狱后的两年里写了《第一章》《铃木、都山、八十岛》《村庄里的家》《一份小记录》《一个不能写小说的小说家》这“转向五部曲”。这些作品导致他又在1937年受到“禁止写作”的制裁，并在1941年日军向美宣战前的预防逮捕中差点被再次逮捕。但即便如此，中野1937年后还是继续以晦涩的文风写作，其中就包括这部让竹内好大受感动的《斋藤茂吉笔记》。竹内好说：“从读到《关于艺术的匆匆备忘》以来差不多经过了十年了吧。但是，读了《斋藤茂吉笔记》之后，才发现这十年间形成了中野的创作的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现在中野走到了这条道路的这样一个终点了。”[29]竹内好在这变动的十多年里看到了中野不变的东西，在他看来，中野表面的转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文学作抵抗。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抵抗呢？下面想着重介绍一下重藤由起子的文章《转向与写作：以中野重治为例》[30]，该文对中野的解读和竹内好在《辩解》里的解读有重要的呼应，比如她谈到中野的书写不是转向而是向无底深渊的坠落，这和竹内读到中野时产生的“大地像是从脚下崩塌”的感受就相当接近。

中野重治

重藤重点分析了中野的两个作品。一个是《铃木、都山、八十岛》，题目里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带着中野自己影子的主人公田原在狱中的初级看守、责任看守和检察官。故事一开始，田原就感到无限孤独，因为他被剥夺了与同志们交流的权利，也不能使用原来已经习惯了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了，而以往田原生活的意义几乎都是建立在这两者之上的，那么现在他就由于丧失了这套语言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但小说家却写到，恰恰是由于田原失去了语言及负载在语言上的规定意义，他才能在这个时候重新谈论文学，并通过文学和年轻的看守铃木建立起一种新的交流方式，而这种以文学为媒介的交流也使得铃木从看守应处的社会秩序和语言系统里摆脱出来。但很快小说里这个文学时刻结束了，田原被检察官八十岛提审，由高级看守都山带走。出于自我保护，都山回避与田原进行语言交流，不过处于权力的更稳定位置的八十岛要自信得多，他采取相反的态度，提审的目的就在于引诱田原用八十岛提供的那套语言来解释他自己的政治行为（比如承认自己从事了反社会活动），从而将田原定罪，而小说中这个图谋遭到了田原的抵抗。那么这个颇具玄学色彩的小说到底在表达什么呢？在重藤看来，小说的核心在于书写田原处于所有语言表征之外的孤寂，因为成了一个政治犯，田原处在一个无地基的空虚位置。重藤继续指出中野是借此来反思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语词化倾向，党员们接受的只是一套标明信仰的空洞语词，而一旦这套语词被强力剥夺，由语言联系起的纽带也即崩塌，于是日共党员就不能不陷入虚弱和无力的状态。或许中野以此来解释如此众多的日共党员的迅速转向，但中野也通过书写这种无力的绝境状态来寻找新的出路。

中野的这些思考在《一个不能写小说的小说家》里显得更突出，这部作品更明确地解剖一个“转向者”无法写作的困难。无法写作首先是由于审查制度，不仅是转向者的文字要被以最严格的方式审查，而且作为一个转向者，小说家已无法坚持自己对信仰的勇敢了。但要真诚写作又能写什么呢？小说家想到写自己的转向经历，但发现一旦严肃地去审视自己的信仰，就会发现之前接受的不过是些理念教条；小说家又想写一个穷亲戚的末路，但这种写作的赤色标识让小说家恐惧，他怕引来麻烦，被迫害，或像小林多喜二那样被杀掉；那么写工厂工人？像当时很多转向作家一样去写流行的“生产文学”？写劳动人民如何为帝国劳动这种主题是当局欢迎的，也满足了这些早先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礼赞工农的愿望，但诚实的小说家发现他对工厂及工人一无所知，他根本不在无产阶级的语言及生活世界里。所以小说家不能写小说，他被各种语言驱逐，同时也抵制这些表征体系。他的写作停滞了，然而一天这个小说家在马桶上看杂志时忽然遭遇到一个俄语词“理解”，他一下子就获得了与文学重新撞见的激动。重藤解释道，“理解”这个词提示着去真正体验生活，书写不是观念，不是在一套语词链条中获得认同，而是真正去理解、捕捉生活，正因为主人公被剥夺了语言，他才可以在一个孤独绝望的时刻获得文学的自觉，所以，“这个情境隐喻性地阐明了只有在自己脚下的根基被拆毁的时候，对‘什么是理解’这一问题才能有一种更深的理解。”[31]小说的这个结局让我想到了竹内好在《辩解》里描述的自己写作停滞的情形——他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在百无聊赖的孤寂中读到了中野的《斋藤茂吉笔记》，于是一下子就被文学击中了：

就算走在路上时，也只牵挂着这一样东西，我感到大地像是从脚下崩塌了，头晕目眩，无力感决定性地形成了。

关于这种“无力感”，竹内好继续总结：

无力感是这样一种无力感，它通过洞察和看破作者自己的无力，成为纯粹的存在，然后在对手的心里存活起来。[32]

在中野还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旗手的时候，他不会感受到无力，那时候理念赋予这些自认的执灯者们英雄气魄，我们在二三十年代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身上也能感到这种执灯者的气魄。然而当中野，或者田原，或者那个小说家在监狱里无限孤独，被禁止使用共产主义语言，被小林多喜二的死吓坏，被佐野和锅山的声明击溃，被无法获得治疗的梅毒和肺结核而袭扰的时候，中野怕是真感到了“大地像是从脚下崩塌了”吧。从哲学上讲，“无力”是由于主体的生活世界被社会主导语言和权力机制排斥，正如竹内好指出的东洋在欧洲步步紧逼里感到无力，鲁迅笔下的奴隶感到梦醒后无路可走，以及竹内好自己在废刊后遭社会抛弃，只能存留一种浪迹天涯的心情，“无力”的存在即是绝望、失败的存在，鲁迅写那首小诗时是否也感到了“无力”？而如果在竹内好的思想里“无力”是典型的“东洋”的，那么欧洲的特征就是“有力”，或是令人恐惧的权力意志。海德格尔在谈笛卡尔的主体概念时说，主体的确立必伴随世界的对象化，世界被纳入主体的表征体系（representation），万物被挪到自己眼前重新呈现（represent）。所以主体位置的确立、世界的对象化、一套表征语言的建立是权力意志实现的三合一的过程，而这样一种构筑世界的方式，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京都学派的近代，竹内好都称为是“哲学性”的，“今日的世界，与其说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哲学性的。”[33]然而当他希望通过废刊让文学回到它本源的、乱糟糟的生活里，或者说他在和中野相遇、感到一种令人恐怖的无力时，他已在宣扬一种对抗性的“文学性”的态度了。这态度不是尼采所揭穿的强力意志去启蒙万物的态度——“超人的所有秘密就是：从个体意志那里获得的即是一切真理，同时意志的另一个目标是由此赋予世界一个普遍法则”[34]，熟悉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竹内好强调奴隶除了获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绝望外，还获得了实质性的生活感受。因为他无法获得语言，他才获得了鲜活的世界。那个无力的小说家坐在马桶上时真正理解了包括重压和疼痛在内的实感生活，这即是中野的回心时刻。小说家呼出：“尽管我出卖了我的脊梁骨，但我的肉体还要挪动。我的脊梁骨是他们的了，但我的肉体依然挪动。我会匍匐前行。”[35]于是中野坚持说自己的文学就是粘着地面的文学，是伏地前行的文学，而竹内好也说文学是那个让额头上流着汗的东西，它不能不是某种行为，它要求自己去走路，竹内好正是由此反省自己的旅行日记，并感到羞愧不已，决定停止这种从观念衍生言说的轻浮写作。中野重治通过《斋藤茂吉笔记》等写作订正了自己早年、也是日共同志们的文学观，而竹内好则通过和中野相遇厘清了自己被支那学、官僚文学、商业消费等种种语言围捕的情境，并获得了一个“回心”的契机，而一旦获得这样的契机，无限坠落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反抗性的力量。竹内好给我们展示了如下一个情境：

“请不要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和驾驶员说话”这样的标识牌挂在了挤满人的玉川电车的车厢内，中野重治就站在车中，他仅仅是“在”那里而已。这不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还是非存在的问题。如果是恶的话，存在本身就是恶的。这种恶是没有办法被矫正的恶。[36]

“存在”是第一位的，“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处在挤满人的玉川电车中——中野不再是新人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背着转向十字架在总体战重压里每日去警署接受盘问的无力者。文学先须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孤高独立、对周围一尘不染；文学者也须在拥挤的车厢内，而不应被赋予驾驶员的位置，他在实力面前是无力的，他只能去活生生地存在着。但这并非是说面对（恶的）局势可以无动于衷，竹内好在《辩解》里接着自问，这种存在能被消除吗，他并不自信地回答说也许吧，但随后又追加上较坚定的语气，说可以有消除它的决心。竹内好是在中野那种剥光自己衣服、匍匐前行的写作中看到了抵抗的勇气，这种勇气鼓励他对周围事物的堕落表明态度。于是在拥挤的玉川电车里的回心者，就不是推卸责任的行尸走肉式的人物，不是京都学派式的寄托于抽象哲学正义却实际屈服于战争的人物，也不是保田与重郎那样沉浸在战争颤栗里而放弃思想的人物，却是能在极艰难的境遇里探寻“自主的、创造性的、对民众负责之思想”[37]的人物。我以为这就是竹内好从日本左翼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文学的无力”的抵抗。

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

四

余论：

“强力”的近代超克和“无力”的近代抵抗

本文主要通过对竹内好的“回心论”的历史化处理，引入竹内好所处的战时语境，思考他在亚洲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难关时刻的努力，并希望由此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鲁迅》和鲁迅。虽然我无暇处理《鲁迅》中的一些具体讨论，如“罪”的意识、文学的自觉、对与启蒙之光相对的暗影的强调、对鲁迅小说无构成性的指认等，但我希望以上讨论可以为今后的讨论做一些准备工作。

正如木山英雄感慨的，即便同为日本人，战后一代要理解竹内好的战争经历也是困难的[38]，甚至竹内好在战后谈“转向/回心”时也明显比他战时要轻率。如他在《近代的超克》里能以事后之明的态度批评超克派，但战时他的态度则是混杂暧昧的，如我们在《辩解》里还读到这段文字：

就《斋藤茂吉笔记》而言有很多问题可以谈，这些可谈的东西中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感受到了明晰的“现代”。在这里现代被书写了。所谓现代，是一面包含着“历史”的意味，从而另一面也包含着“反历史”的东西的意义上才成为“现代”的。书写这样的现代，与其说是书写，不如说是将自身投身到现代中的行为，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可以说，与中野形成对峙的、前述保田与重郎的书，可以说也写出了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此外，如果要举别的例子的话，为了购买和辻哲郎的《伦理学》中卷而在岩波书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恐怕可以被称作现代的风景吧。另外，如果以此为标准，高坂正显或高山岩男那一派所象征的东西，或许可以说是和现代很接近的东西吧？[39]

“历史”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在那里只有西方主体与历史，东方则是静止和无历史的。日本的现代不仅要“历史”，即来自欧洲的近代意志，而且必然也会要求对“历史”进行抵抗，即“反历史”，或失败或抵抗或超克，作为“东方”投身到这个强加的近代历史进程中。但这很难算是竹内好的创见，这应是当时知识界普遍的意识形态。战时日本的思想已不是明治以来那种简单的近代主义了，对欧洲近代的反抗出现在竹内好列举的这些人名之中：中野重治思考战争中的和歌；和辻哲郎以风俗论提倡日本文化主义；保田与重郎激进反文明开化；高坂正显和高山岩男提出日本的世界史意识。但我想提醒注意的是，竹内好已将中野重治和其他超克派区分开来了，这是很关键的。那么中野式的以无力的文学来抵抗近代的态度和京都学派等以强力来超克近代的态度究竟有何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力所能及的，不过可以借用子安宣邦的批判来提示一些思考。对于子安宣邦来说，京都学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对日本帝国扩张本身的“近代性”缺乏反省。尽管“近代的超克”被美化，这场战争本身是复写近代帝国主义战争这一事实却无法被否定。京都学派理论家提出日本意志和欧洲意志的对抗，这是将民族之间的争斗看作是尼采式的诸神战争，借以否定以往面对西方普遍话语时的无抵抗的顺从态度。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所提倡的日本意志却又成为了西方现代主体意志的复制品，两者都是以欧洲式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扩张为特征。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日本战时超克思想中的理想激情和日本侵略意志里的恐怖力量，本身正是欧洲近代的产物。

但我想强调，在竹内好或中野重治那里，不同的东西被思考了。竹内好在强力意志面前感到恐惧，于是转而主张以“无力”为特质的东洋近代，后者是一种不同的近代，失败感和对无路可走的确认不是超克意志与世界地图的展开。面对官僚文学、商业资本以及支那学式的知识生产，竹内好以无力的废刊作为抵抗；中野面对主导语言和权力秩序的压迫，以无力的、伏地前行的姿势继续书写。这两者恐怕正是作为“无力的近代抵抗”的近代。那么是否可以将此作为一种东洋式的近代意志被认真对待？酒井直树指出，在竹内好那里所谓“欧洲的”并非一个空间地理学实指，而是一种近代的思维构造[40]，那么是否可以用他的“东洋的”近代来指称所有那些处于表征权力对立面、承受着强力主体权力意志及普遍化逻辑的压力、无法将自己的生活经验逻辑化，因而只能以肉身、失败和绝望为态度进行文学抵抗的近代的一个样态？如果这么构想，那么鲁迅的文学是否如竹内好所认识的，更是东洋式的文学呢？即以“无力”来抵抗一切权力的近代态度。[41]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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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2008年，第183页。

 2   同上，第217页。

 3  根据米旺生为《竹内好全集》所作《年谱》，中译见靳丛林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247页。

 4  笔者在《“寂寞新文苑”与“平安旧战场”新解——〈题《彷徨》〉》的第一部分对80年代鲁迅研究的问题性有过讨论，见《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

 5  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255页。

 6  坂井洋史谈到竹内好在使用“近代主义”这个词时的两层含义：一方面，“‘近代主义’可以定义为：拥护资本主义发展，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事物都看作封建社会和思想的残渣，主张去除这些残渣，要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另一方面，“近代主义”在竹内好这样的批判思想家那里有否定性意义，“近代主义”是二战后日本的主流思想，而竹内好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它没有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modernization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严格的对象化，也没有把战败当成一种思想命题来接受而思考，是一个非常浅薄的思想（如果不妨将它叫做‘思想’的话）。”（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256-267页）不过竹内好对“近代主义”的批评不仅针对战后日本思想，也包括对战前“近代主义”思想的批评，“近代主义”也未必全部以发展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京都学派的超克近代的思想深处也有“近代主义”的影子，本文在这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近代主义”这个词。

 7   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8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9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第171-172页。

10  笔者曾向东京大学的石井冈教授请教武田泰淳的《司马迁》与京都学派的关系，石井岗说，武田的写作确是以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参照的，武田在描绘史记世界时提出了多中心的世界图景，石井认为这是武田对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立场的批评。熊文莉在她的书中也谈及《司马迁》对“超克”派的批评，此外熊著还谈到武田在侵华战争中的体验使他对《中国文学》的学院操作心生厌倦，这也暗合竹内好的废刊心绪。见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0-163、198-216页。

11  靳丛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第169页。

12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9页。

13  设立“介入的政治”和“抵抗的政治”这个对立，也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竹内好在解释文学与政治时的复杂态度，在《鲁迅》的“政治和文学”一章，有一段相当晦涩的描述：“在政治里游离漂浮着的，不是文学；通过在政治中觅得自己的影子，然后冲破那在政治里的影子，换言之，通过对于（文学自身）无力的自觉，文学才成为了文学。政治是行动，因而与其对垒的也必须是行动。文学是行动，它不是观念。但是那行动却是以行动的异己化为前提的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是在行动之中，宛如旋转的球体的轴心一般，以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的形态，存在着。没有行动文学就不能生，但行动本身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催生了文学的是政治。但是文学却在政治中选择出了自己。……真的文学，意味着在政治之中冲破自己的影子。”（《竹内好全集（第1卷）》（日文），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43页）也许可以这么解释，“介入的政治”就是文学试图冲入政治，把自己留影在政治中的那种努力，这个时候，它为某种实力政治服务；而“抵抗的政治”则可理解为文学冲破自己留在政治里的影子，从异己的政治行动里撤回，回到自己极静的轴心的这样一种回撤行动，而这时它就对实力政治保持一种批判、否定或再次革命的态度。

14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65-168页。

15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69、180页。

16  同上，第11页。

17  见竹内好《两年间》一文，收入《竹内好全集（第14卷）》（日文），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24-140页。

18  详参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78-183页。

19  “支那学”中的“支那”在日本语境里有复杂含义，涉及日本几代人对中国复杂的想象方式，比如青木正儿的《支那迷》里的“支那”不但不具有贬义甚至还有褒义，但到了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虽然论者持一种貌似客观的冷静态度，但“支那”这个词蕴含的贬义色彩就很明显了。竹内好自己的写作中也经常使用“支那”，大多数是中性含义，但当他和其他人作为一个团体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姿态出现时，“中国”这个用法自然蕴含了对“支那学”及“支那学”所支撑的对近代亚洲的思考方式的反叛。日本战败后，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日本各界普遍不加反省地用“中国”代替“支那”，比如1946年日本评论社再版《鲁迅》时就擅自把竹内好文中的“支那”都改成了“中国”，竹内好对这种只关注名目却不反省思考的轻浮举动颇为不满。所以，本文以下会严格按照竹内好的原意来使用“支那”或“中国”，请读者在具体的语境里留心分辨。

20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74页。

21  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79-117页。

22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77页。

23  清华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24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58页。

25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210-211页。

26  Patricia Steinhoff,Tenkô: Ideology and Societal Integration in Prewar Japan, Patricia Steinhoff,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1.

27  中野重治的作品1934年就被介绍到中国，鲁迅也对中野特别关注，藏书中就有《关于艺术的匆匆备忘》一书，鲁迅在1934年11月的信里还就中野的转向与萧军、萧红交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260页。

28  坂本绿：《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与中野重治的方法》，第9-10页。

2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第425页。

30  Yukiko Shigeto,“Tenkô and Writing: The Case of Nakano Shigeharu”,i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22, Number 2, Spring2014, pp.517-540.

31  Yukiko Shigeto,“Tenkô and Writing: The Case of Nakano Shigeharu”，p.532.

32  《竹内好全集（第14卷）》，第425页。

33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79页。

34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W.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90.

35  转引自Yukiko Shigeto, “Tenkô and Writing: The Case of Nakano Shigeharu”, i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22, p.532.

36  《竹内好全集（第14卷）》，第426页。

37  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331页。

38  木山英雄：《也算经验——从竹内好到“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39  《竹内好全集（第14卷）》，第425-426页。

40  See, NaokiSakai, “‘You Asians’: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West and Asia Binary”,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9.4 (2000),pp.789-817.

41     关于“无力”的解释，笔者的思考得益于与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同事们的讨论，特别是王钦2017年12月做的关于《何谓现代》的一次内部讲座。邢程的鲁迅研究虽从不同方向入手，但她对鲁迅的非启蒙文学本源的考察，也可按竹内好的解读做进一步解释，见邢程：《旧历年、团圆、仪式及其它——再读〈祝福〉》，《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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